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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如扬州十日记,《嘉定乙酉纪事》《江变记略》这类笔记记载的满清暴行,大家或许都不陌生。

而下面,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,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。


第一部分:满清官方屠杀文告

首先,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,其中最著名的,是满清官方资料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:

“自今布告之后,京城内外,直隶各省,限旬日尽行剃完。若规避惜发,巧词争辩,决不轻贷”。并宣称:

“所过州县地方,有能削发投顺,开城纳款,即与爵禄,世守富贵。如有抗拒不遵,大兵一到,玉石俱焚,尽行屠戮。”(爝火录卷四)

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,口气也非常类似: “民贼相混,玉石难分。或屠全城,或屠男而留女”。

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,《东华录》卷五顺治元年条,则记载:“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,杀无赦。”

镇江知府告示则是:“一人不剃发全家斩,一家不剃全村斩”!并将反抗者的人头,集中起来恐吓人民。

顺治二年(弘光元年1645年),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:“剃发、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,通行天下,法在必行者,不论绅士军民人等,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!南山可移,此令不可动!”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,充斥了大量“屠全城”、“尽行屠戮”、“杀无赦”、“全家斩”、“全村斩”的凶恶威胁。而下面列举的资料,则证明,满清的公开威胁,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。

第二部分:满清(后金)入关前的大屠杀

首先,满清入关前,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,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,以下列举诺干:

天命九年正月,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,清查所谓“无谷之人”(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),并谕令八旗官兵“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”,“捕之送来”,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:“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(满语之谓汉人)”。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!

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,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“窝藏奸细,接受札付,叛逃不绝”,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,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,“分路去,逢村堡,即下马斩杀”。

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,《李朝实录》光海君十三年五月,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:

“时奴贼既得辽阳,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,多至江边……其后,贼大至,义民不肯剃头者,皆投鸭水(鸭绿江)以死。”


1、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

满清入关后,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,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

“大同、朔州、浑源三城,已经王师屠戮,人民不存”!

满清档案: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《明清档案》第十一册,A11-20中,更是由于“城破尽屠”,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“无凭究拟”的犯人。《朔州志》也承认:“城破,悉遭屠戮”。

Jiadin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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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定大屠殺,“市民之中,懸樑者,投井者,投河者,血面者,斷肢者,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,骨肉狼籍。” 清兵“悉從屋上奔馳,通行無阻。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,不得逃生,皆紛紛投河死,水為之不流。”“日晝街坊當眾姦淫。”有不從者,“用長釘釘其兩手於 板,仍逼淫之。”,“兵丁每遇一人,輒呼蠻子獻寶,其入悉取腰纏奉之,意滿方釋。遇他兵,勒取如前。所獻不多,輒砍三刀。至物盡則殺。”(《嘉定乙酉紀 事》)

Guangzhou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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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大屠杀,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。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(MartinMartini,1614~1661)在《鞑靼战纪》中记述:“大屠杀 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。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,他们不说别的,只说:‘杀!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!”(杜文凯:《清代西人见闻录》 53页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85年6月版)。

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(John Nieuhoff)在其《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 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》一书记述:“鞑靼全军入城之后,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,每个士兵开始破坏,抢走?切可以到手的东西;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哭声 震天;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,各处街道所听到的,全是拷打、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;全城到处是哀号、屠杀、劫掠;凡有足够财力者,都不惜代价以赎 命,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。”(司徒琳著,李荣庆等译《南明史》13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12月版)。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,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。

《广州市宗教志》:“清顺治七年(1650),清军攻广州,‘死难70万人。’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,‘聚而殓之,埋其馀烬’合葬立碑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,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,可是说是直接记录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数字,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。我佛慈悲,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。

 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,“县无完村,村无完家,家无完人,人无完妇”。  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:

直隶“一望极目,田地荒凉”(卫周元,痛陈民苦疏,皇清凑议,卷1),河南是“满目榛荒,人丁稀少”(李人龙,垦荒宜宽民力疏,皇清凑议,卷4),湖广“弥望千里,绝无人烟”(刘余谟,垦荒兴屯疏,皇朝经世文编卷34)。

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:

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,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,将屠杀中掠夺的“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”,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。

顺治帝获得十名,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,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,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,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。

  (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册,第一九七页。)


2、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的记载。

昆山大屠杀,“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,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,被俘者十之二,以逸者十之一,藏匿幸免者十之一。”(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卷五一兵 纪),“杀戮一空,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,妇女、婴孩无算。昆山顶上僧寮中,匿妇女千人,小儿一声,搜戮殆尽,血流奔泻,如涧水暴下”!(《研堂见闻杂记

南昌大屠杀,“妇女各旗分取之,同营者迭嬲无昼夜。三伏溽炎,或旬月不得一盥拭。除所杀及道死、水死、自经死,而在营者亦十余万,所食牛豕皆沸汤微 集而已。饱食湿卧,自愿在营而死者,亦十七八。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,所掠男女一并斤卖。其初有不愿死者,望城破或胜,庶几生还;至是知见掠转 卖,长与乡里辞也,莫不悲号动天,奋身决赴。浮尸蔽江,天为厉霾。”(徐世溥《江变纪略》)

广州大屠杀,“甲申更姓,七年讨殛。何辜生民,再遭六极。血溅天街,蝼蚁聚食。饥鸟啄肠,飞上城北。北风牛溲,堆积髑髅。或如宝塔,或如山邱。五行共 尽,无智无愚,无贵无贱,同为一区。”(《祭共冢文》王鸣雷),“可喜屠广州,孑遗无留;逸出城者,挤之海中。”(倪在田《续明纪事本末》)

南雄大屠杀,“家家燕子巢空林,伏尸如山莽充斥。。。。。死者无头生被掳,有头还与无头伍。血泚焦土掩红颜,孤孩尚探娘怀乳。(清军文书陈殿桂,《雄州店家歌》)

嘉定大屠杀,“市民之中,悬梁者,投井者,投河者,血面者,断肢者,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,骨肉狼籍。”清兵“悉从屋上奔驰,通行无阻。城内难民因街上 砖石阻塞,不得逃生,皆纷纷投河死,水为之不流。”“日昼街坊当众奸淫。”有不从者,“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,仍逼淫之。”,“兵丁每遇一人,辄呼蛮子献 宝,其入悉取腰缠奉之,意满方释。遇他兵,勒取如前。所献不多,辄砍三刀。至物尽则杀。”(《嘉定乙酉纪事》)

潮州大屠杀,“纵兵屠掠,遗骸十余万”,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,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。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,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,建亭“无祠亭”,墓碑上则刻“万善同归所”。

常熟大屠杀,“通衢小巷,桥畔河干,败屋眢井,皆积尸累累,通记不下五千余人,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。”“沿塘树木,人头悬累累,皆全发乡民也。”(《海角遗编》)

扬州大屠杀,这个就不多说了。除了著名的《扬州十日记》外,还有《扬州城守纪略》(“初,高杰兵之至扬也,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;多为贼所害,有举室沦 丧者。及北警戒严,郊外人谓城可恃,皆相扶携入城;不得入者,稽首长号,哀声震地。公辄令开城纳之。至是城破,豫王下令屠之,凡七日乃止。”“亟收公(史 可法)遗骸,而天暑众尸皆蒸变,不能辨识,得威哭而去”)、《明季南略》(“廿五日丁丑,可法开门出战,清兵破城入,屠杀甚惨”)等资料。

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:“去秋新令: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。令发后,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,朝至朝斩,夕至夕斩。”(《陈确集》卷三十)

Yangzhou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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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.马蒂尼(1614—1661,中文名卫匡国,字济泰)所著《鞑靼战纪》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:

“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,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,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,那就是扬州城。一个 鞑靼王 子死于这座城下。一个叫史阁部(史可法)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,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,最后还是失败了,全城遭到了洗劫,百姓和士兵被杀。鞑靼人怕 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,便把尸体堆在房上,城市烧成灰烬,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。”

Jiangyin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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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angyin massacre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,想尽办法守城,歼毙清军无数,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: “我们一路得北京,下南京,未尝费力。江阴拳大的地方,怎敢如此抵抗!清廷震怒,刘良佐、李成栋、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、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,把江阴城团团包围。   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,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,连轰连击,江阴城墙倒塌数处,清军趁机攻入,江阴失陷。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。城内男女老少,争相赴水、投火、自刎、上吊自杀。清军连杀二日,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。江阴一城,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。积尸如山,流血漂石,难怪时人作诗叹息:“提起江阴城破日,石人也要泪千行。”(《江山孤忠录》)      阎应元知事不济,提笔沾墨,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:“八十日带发效忠,表太祖十七朝人物;十万人同心死义,留大明三百里江山。” 题讫,他上马提刀,杀清兵数十人,最终身负重伤,摔于马下。    挣扎间,阎应元拨刀自刺已胸,跃投湖中,有义民上前援救。恰好,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,大呼“阎公乃刘将军老友,一定要活人!”于是,阎应元被押入佛寺,去见刘良佐。   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,跃起近前,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。 降将汉奸,嚎声啕啕,泪水涓涓,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。 阎应元怒斥:“哭为何来,事已至此,只有一死,速杀我!” 未及刘良佐劝降,清朝豫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,坐于堂上,点名要阎应元投降。 大英雄挺立不屈,背对多铎,骂不绝口。 刘良佐忽然变脸,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,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,直刺阎应元大腿,把英雄刺仆于地。 血如泉涌,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。 日暮时分,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阉,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。他仍旧高呼“速杀我”不绝。 多铎闻之恼怒,命刘良佐率人,酷刑处死了阎应元。 大明烈士,一魂冲天。` 还有著名的《江阴城守纪》:

“满城杀尽,然后封刀。……城中所存无几,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,共计大小五十三人。是役也,守城八十一日,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,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。”

Liaodong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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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命九年正月,努爾哈赤下九次汗諭,清查所謂“無穀之人”(每人有穀不及五金鬥的漢人),並諭令八旗官兵“應將無穀之人視為仇敵”,“捕之送來”,最後於正月二十七日下令:“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穀之尼堪(滿語之謂漢人)”。這是公開的種族滅絕!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,努爾哈赤又指責漢民“窩藏奸細,接受劄付,叛逃不絕”,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,帶領士卒對村莊的漢人, “分路去,逢村堡,即下馬斬殺”。 作為第三方的朝鮮史料,《李朝實錄》光海君十三年五月,也記載了遼東漢人的悲慘遭遇: “時奴賊既得遼陽,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,多至江邊…… 其後,賊大至,義民不肯剃頭者,皆投鴨水(鴨綠江)以死。”

Guangzhou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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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可喜的南下征途,可謂一路所向披靡。直到順治七年,他打到廣州城下。

當時,廣州城守將為南明兩廣總督杜永和(原為李成棟之副將),清兵則駐營在城北白雲山下。根據《四王合傳》、《清史稿》的記載:廣州一役“圍合 十閱月 ”,說明圍城的時間整整跨越了10個月份。毫無疑問,這是一場艱苦的拉鋸戰。時人戴耘野《行在陽秋》記載了當時廣州市民英勇抵抗的情形:“城中人亦攖城自 守,男子上城,婦女饋餉(送飯)。清兵環圍城外……”侵略者損失慘重,清將尚可福等被擊斃,《尚氏宗譜》記載清寇屍體在攻城地點下堆得幾乎和城牆一樣高。 倪在田《續明紀事本末》記載:“張月等猶擊敗可喜軍,燒其鐵甲去;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繼茂案,二人方共食,幸不死。可喜以兵攻西門,月(張月)以大炮擊之, 殺其兵千人。”

南明守軍兵多糧足,士氣高漲,並且疏通了三道河流,引海水環繞其間,河床泥濘不堪,使清兵寸步難行。雙方先後展開三場激戰,均以清兵潰敗告終。 可是情 況卻在後期因為一個叛徒的出現而急轉直下:當時把守西門外城的主將叫范承恩,本是淮安府公差出身,由於“目不識丁”而被人譏為“草包”。舊曆十月初十南明 永曆皇帝誕辰的那天,文武官員在現在廣州的“五層樓”飲宴慶賀,有人失言當眾戲稱範為“草包”。範惱羞成怒,暗中勾結清兵,作為報復。清兵從西門外城發起 強攻,舍騎徒步,跋涉強渡。範承恩乘機獻上外城出降,同時還決炮臺之水。清兵得以“藉薪競渡,遂得炮臺”,轉而發炮猛轟內城。局勢急轉直下,直至無法逆 轉。

《劍橋中國明代史》記載:“1650年秋末,清軍突破明朝在廣東和廣西的防禦。11月24日,尚可喜終於攻克廣州,他使這座城市(它頑強地堅持了八個半月)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殺。”

或許是因為攻佔這座城池耗費了尚可喜太多的兵力,也或許是市民頑強的抵抗以及不合作態度最終激怒了他。廣州淪陷之後,尚可喜大開殺戒。這是對嶺南發展歷史以及尚可喜本人來說都影響深遠的事件——廣州“庚寅之劫”。

據清代官方史載,這場屠城,斬廣州“兵民萬餘”,又“追剿余眾至海濱,溺死者無算”。廣東地方文獻《廣州城坊志》轉引方恒泰《橡坪詩話》的記 載:“……城前後左右四十裏,盡行屠戮,死者六十余萬人。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,適天雨,瀆溺幾盡,其所存僅二人,雙門底劉中山其一也。”“ 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,得免誅戮。”

當時在華的意大利籍耶■會士衛匡國(MartinMartini,1614~1661),于《韃靼戰紀》中記錄了他所親歷的這場劫難:“大屠殺 從11 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。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,他們不說別的,只說:‘殺!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!’但韃靼人饒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術為 自己服務,又饒恕了一些強壯的男人,為他們運送從城裏搶到的東西。最後,在12月6日發出佈告,禁止燒殺搶掠。除去攻城期間死掉的人以外,他們已經屠殺了 十萬人。”

荷蘭使臣約翰•紐霍夫(John Nieuhoff)在其《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》一書中亦記述到:“韃靼全軍入城之後,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,每個士兵開始破 壞,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;婦女、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;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,各處街道所聽到的,全是拷打、殺戮的聲音;全城到處是哀號、屠 殺、劫掠;凡有足夠財力者,都不惜代價以贖命,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。”

Chaozhou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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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大屠殺,“縱兵屠掠,遺骸十余萬”,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,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。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,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于寺東北一裏之地,建亭“無祠亭”,墓碑上則刻“萬善同歸所”

Sichuan massacr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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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明會要》記載:明萬歷六年(1578年)四川省有“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,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”。到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就陡減至“ 一萬八千零九十侗(嘉慶《四川道志》卷十七),出現了有史以來四川人口的最低記錄。從310萬降到1.8萬,下降率是99.4%,整個成都城人口一度降到 不足20戶。“民.賊相混,玉石難分。或屠全城,或屠男而留女”---這是1649年滿清在四川貼出的公告

《清史稿.王骘传》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“四川祸变相踵,荒烟百里,臣当年运粮行间,满目创痍。自荡平后,修养生息,然计通省户口,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,不及他省一县之众”[3],说明一下,这 里所谓运量行间,就是指康熙十九年王骘“出为四川松威道。时征云南,骘督运军粮”,这个所谓的荡平当然是在康熙统治下,清军所进行的屠杀!

清军于1647年在四川公开发布告示称:“全城尽屠,或屠男而留女。”

四川地区被害者达300万,到康熙时期全川仅剩人口8万余人。根据史料记载统计,张献忠在川两年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约14万人。而在张献忠死后近二十年里,清军对四川的屠杀一直未停止过。